宜蘭縣青年公共事務協會

公民投票做公決

⊙林山田

　 plebiscite或referendum應該翻譯成「人民公決」，可是卻被人不當地翻譯成「公民投票」，簡稱「公投」，不但不合本來的意思，而且容易引起誤解。因為台灣自有選舉以來，沒有一次不是「公民」在「投票」，何獨這一次說要「公民投票」的「公投」，卻引起那麼大的爭議。假如譯成「人民公決」的話，從字面上，一目了然，它就是最原型與直接式的民主制度，而由人民直接對於跟自己切身有關的公共事務，以投票來做公決，而不是以投票選出一批人，而後再由這批人開會舉手表決，間接地替人民做決定。

　 台灣公民投了半個世紀的票，至今已經明白地告訴我們，投票選人的間接民主，已使台灣在公共事務的決定上，一直操控在少數人的手中，民意未能直接反映在重大的公共事務的決定之上。這次因為有了法律的依據，而能在選總統的同時，投票來進行人民公決。一方面選人，另方面選事（公決大事），跑一趟投票所投票，可以同時選人又選事，即省錢又省事，既有間接民主，又有直接民主，正是台灣人民百年來首次直接展現民意的好時機。

　 對於每一條法律條文，站在不同的立場，自然就會有不同的解釋。例如舊的刑法第一百條加上已經廢止的懲治叛亂條例規定「意圖顛覆政府，而著手實行者，處死刑」，就獨裁者或政府維護其統治利益的立場，任何人只要在公開的場合，評批獨裁者或政府，那就是意圖顛覆政府，著手實行，而就可以判處死刑。可是就被統治的人民的立場，這只是意圖改革政治，推動自由民主，而在公開場合，鼓吹民主思想而已，根本就是無罪的。又例如至今雖然有不少人跑到中國，要他們對台灣動武，以求祖國的統一，但是這些人不會觸犯刑法第一○三條「通謀外國，意圖使該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」的規定。因為今天在台灣，不管是在為政者或司法者，或是在一般人民之中，總有不少人認為中國是祖國，並非條文中的「外國」，所以，通謀中國，不是通謀外國。因此，第一○三條的外患罪，也就派不上用場。

　 現在政府要辦的人民公決的法律依據條文是：「國家遭受外力威脅，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」。不管什麼立場，在朝或在野，都會同意這十八個字是說：「假如國家遭受到外力威脅，導致國家主權有改變的危險的時候」，就可以辦理人民公決。可是不同立場的人，對於條文中的「國家」、「外力」、「國家主權」這八個字，卻有相當不同的解讀：親中派認為「國家」就是「中國」，「外力」譬如美國或日本等外國的力量，但不是中國的軍事或非軍事的力量，「國家主權」當然是指「中國主權」。台灣自主派則認為「國家」是指「台灣」，「外力」是指包括中國、美國、日本等等外國的軍事或非軍事力量，而「國家主權」，當然是指「台灣主權」。

　 中國在其一九八二年的憲法明定，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，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」。中國政府為了落實他們的憲法，當然不能承認台灣主權；否則，中國政府就違憲。所以，中國在國際政經社會中，事事、時時、處處，必須打壓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，並且有必要部署四百九十六枚飛彈對準台灣，以防台灣人民走自己的路。只要有適當的時機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按飛彈的發射鈕，台灣在頃刻之間就會遭到致命的武力攻擊，而台灣主權就會有改變的危險。

　 因此，雖然在客觀事實上，此時此地的台灣，還沒有外力的攻擊，但卻是正在遭受外力的威脅，並且因為這個外力的威脅，而使主權存有改變的危險。可是不同立場的人，在其主觀認知上，卻有如天淵之別的差距。對於親中派而言，中國解放軍讓飛彈升空，射向台灣，中國怎會是遭受外力威脅？中國主權不但沒有改變的危險，而且還是值得「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」歡欣鼓舞的「祖國統一大業」的完成。

　 基於如上的主權認知，在客觀的言行上，親中派就必須要反公投，力主公投是違法的，而要抵制公投；否則，假如跟執政黨或政府合作辦公投，或是不反對公投，豈不是罹患了精神分裂症？

　 政府在三月二十日要辦公投，由人民公決下列兩件大事：一、若中國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，你（妳）是否同意政府增購反飛彈的裝備？二、你（妳）是否同意與中國協商，謀求雙邊人民的福祉？將如此事關台灣安全的重大公共事務，交由人民以直接民主的方式，做成決定，正是跨出台灣民主精緻化的一大步。可是對於這麼簡單明瞭的事，卻有這麼大的爭議，而贊成與否的關鍵點，完全決定於是站在台灣自主派的主場，或是站在親中派的立場，去解讀或解釋公投法的規定而已。

　 總之，一個人的言行，全是內心主觀認知上具體表現出來在外的客觀事實。以這次公投贊成與否的言行，大概可以測知你（妳）周邊的人，在內心主觀認知上是屬於台灣自主派，還是親中派。（作者林山田╱退休法學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