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殉道者鄭南榕與台灣民族主義倫理的重建
─2007年4月7日鄭南榕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─
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吳叡人教授
（臺灣大學中文系三年級 王聖芬整理座談逐字稿，吳叡人修訂）
林世煜兄提到他跟南榕是「同期之櫻」，什麼是同期之櫻？這是一描寫首日本神風特攻隊軍歌的名字。這首歌中，借用櫻花的短暫綻放，創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死亡美學。看過日本人所說的「櫻吹雪」嗎？櫻花飄落像下雪一般，非常美麗。戰前，同一期進入空軍學校受訓、一起開飛機的這些神風特攻隊員，他們彼此之間就互稱為同期之櫻。世煜兄用「同期之櫻」來比喻是有道理的，他們不是即將敗北的日本帝國，他是要說鄭南榕的獻身。台灣的「同期之櫻」裡分成兩種人，一種是鄭南榕，一種是像林世煜及邱晃泉律師。在這裏，透過修辭學的轉喻，讓我們把同期之櫻從神風特攻隊的意象中拉出，放進臺灣的民族民主運動裡，思考何謂獻身？我們會發現，有一種獻身是極為短暫的、猛烈的，讓人民去覺醒、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說鄭南榕；另一種獻身，則是剛剛講的，為了恢復誠信──被獨裁者所破壞的人性、那些滲入靈魂骨血的不正義，必須被清除──為此必須留下生命與軀體，去做清道夫，告訴我們獨裁者做了哪些事情。比如說林世煜、邱晃泉律師在轉型正義與人權運動的努力。
1983年，我當臺大的代聯會主席。那時臺大青年雜誌改版，改得像自由時代雜誌，以月刊發行。那期的改版發刊詞裡我寫了一句話：「在這個時代，懷抱理想，彷彿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情」。民主化後二十年的今天，我們面對青年仍有同樣感覺；經過二十年，像尼采說「永劫回歸」，我們回到這個世代。同學告訴我，現在最進步的姿態，是對於堅持自由民主的嘲笑。
難道二十年來追求自由民主只是一場空？難道我們還沒有民主與自由？突然之間，我有一個感覺：其實我們根本還沒解放！不過，或許我們仍然應該懷抱希望，因為今天竟然有這麼多青年來紀念鄭南榕──一個自焚、與這世代完全不協調的人。會場裡人這麼多，真是讓人嚇一跳啊！
我對各位感到好奇，就像我對鄭南榕感到好奇。因為我背負了和他相同的東西，我們這代無可避免更無法逃脫的東西。在這裡和大家談鄭南榕，談談他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？為我們留下什麼？說不定，這樣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與答案，關於希望和人性的答案。我今天在這裡拒絕販賣希望，相反的，我想向各位請教希望在哪裡？我想向各位分享我的感受與思考，讓我們分成兩點來討論鄭南榕。
第一個是殉道者鄭南榕。我特別強調殉道，「殉道」這詞包含兩個重要意義，一是「殉」， 殉是鄭南榕獻身的行動，另一個是殉道的「道」。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讀韋伯的一篇文章〈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〉？他提到：「如果你真的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，你同時要懷抱兩種倫理，一種是責任倫理，也就是你必須考慮行動的後果，為後果負責任；另一種是心志倫理，一個真正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的人，他要懷抱著真正的信念，必須相信這個價值，而不只流於現實的計算」。他自焚的行為非常勇敢，簡直是難以想像的，這是很真誠的信念。當時所有媒體，包括聯合、中時，竟然把他描繪成精神異常、有躁鬱症的精神病患者，但他是因信念而死，這是莊嚴的行動！
鄭南榕在那時代願意衝出來站在第一線，認為臺灣獨立是正確的價值，因此他主張台獨。因為這信念，他做出很少人有勇氣做的事情。前面所說的「同期之櫻」的特攻隊員，很多很多是被國家所逼，當時東京大學學生被迫去當戰鬥機駕駛所留下的手記裡充滿無奈，他們必須用盡在東大所學的所有黑格爾哲學和理論，來證明他們面對死亡的合理性。鄭南榕沒有那麼複雜，在思想上他只是一個邏輯實證論者。哲學教育強調思想，但他以行動證明信念，他是自願去死的，是一個為了理念價值而犧牲的哲學家。這是第一點，關於殉道的「殉」。
那麼「道」，也就是鄭南榕護衛的理念是什麼？鄭南榕真正要護衛的是政治自由主義。他不是為了單純主張台獨自焚。如果他只是主張台獨，那麼他就是民族主義者，可能鄉愁對他而言，強烈到他不得不以生命去證明他對臺灣鄉愁的深度。然而事實上我們清楚知道，他所維護的信念是「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」，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。他不只是捍衛台獨，他捍衛的是包含主張台獨、主張統一，主張各種不同的台獨路線與想像，這些主張的言論自由。這就是「哲學的死」──他超越了國家。
這幾年觀察臺灣政治，我才體會到他選擇在言論自由前提之下的台獨，在這個選擇順位裡，所具有的進步意義。在鄭南榕的行動中，我們發現民族主義原來也可以有進步性。這是一種包含了政治自由主義、包含尊重多元、以差異為基礎，公民的、自由的民族主義。原來那時他們所喊的台獨，在悲壯的心志後，有一個非常自由的意義在裡面。我回想所有經歷過七、八十年代的黨外雜誌，不管是美麗島或其他，常用特大的字體引用伏爾泰的話：「我不贊成你的意見，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」這是當時黨外雜誌人士最喜歡講的一句話。臺灣民主運動是強烈的臺灣民主意識為核心而成，核心中有對公民、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堅持。鄭南榕為何而死？他的行動體現的，是一個正在進步上升中的運動。在1996年飛彈危機時，我們對臺灣主體性的信心主體性的信心達到了頂點；那時，我們毫無疑問的相信，我們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。
曾幾何時，我們竟然已經沒有辦法以最素樸的心情面對我們的認同。我只想呼籲大家「初心不忘」，從基本價值去看鄭南榕的死。他不只是建國烈士，他背後有更基本的信念，你的民族認同必須被更高價值所制約：對自由、差異的尊重。為什麼這個尊貴的信念在達到歷史高潮時會忽然中斷？我們發現現在支持臺灣獨立、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團體或人物，包含民進黨在內，他們所主張的台獨，已經變成沒有核心價值、倫理關懷，徹底世俗的民族主義；變成許信良所說的「選舉總路線」。「選舉總路線」造成總墮落與整體價值喪失，而以選舉產生的領袖意志作為最終價值來源，則摧毀了最初的民主信念。這是第一個，關於信念的喪失。
第二關於自由主義。政黨變成一個排他、不寬容的威權，用台獨、用忠誠心，作為排除異己、政治鬥爭的工具，把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矮化成主張台獨，再異化成我家的台獨，不同意就是統派，然後把多元主義化約為一元論。這反映了缺乏自信、沒有安全感。
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，我們必須在規範中建立各種秩序。轉型正義很單純，就是整個社會全面的道德重建。剛剛世煜兄說了，在威權統治下，統治者控制被統治者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讓人民彼此之間不信任。如喬治歐威爾在《1984》裡所講的：「在那株榆樹底下，我出賣你，你出賣我」。這是極權統治底下的人性毀滅。此外，政治的敵我對抗，也壓縮了理性思辨的空間。我們的民主運動，在精神、理念上很淺薄，沒有哲學、思想與歷史感。所謂的歷史感，是當我們做一件事，必須知道我從哪來、要往哪裡去？做為台灣的總統，應該要把八年任期的工作，放在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。如果領導人心中所想的是1920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「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臺灣」的夢想、所想的是蔣渭水所說「要求臺灣人要有人格」的呼喚，如果領導人相信這些信念必須被維護，而且懷抱著要把臺灣人的政治、文化帶到新的迦南地的使命感，那麼他就不會被權力誘惑。
我們很肯定說，鄭南榕的死，絕對不應該給政治人物拿來操弄或是消費。他的犧牲有什麼意義呢？在一個世俗化、威權化的社會，他的殉道，提供了一個比較進步的文明性與精神性的典範。他留給我們的是，讓今天我們不會那麼絕望，還能夠有信心維繫臺灣人民某種文明的高度。鄭南榕的死是一種精神資產，他的犧牲讓我們不至於徹底墮落。午夜夢迴，想起鄭南榕的時候會有一點落寞與悲傷，會想起他們曾經一起相信過的價值，這些價值，曾經教導他們從事政治事業時，不能沒有信念。
什麼叫臺灣民族主義倫理的重建？簡單來說，就是鄭南榕在1987年二月二十三日，在四季通訊上寫下的這段話：「我們是小國小民，但我們是好國好民！」這句話實在令人動容！小國小民是事實的陳述，好國好民是價值的追求，鄭南榕要建的國是好國好民，換句話說，臺灣人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！我們用「阮要出頭天」這樣素樸美麗的台語，表達我們的情感，「咱要出頭天，咱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」，好國好民的意思就是這樣。不只是計算政治策略、不是只靠「理性選擇模型」，而是價值與信念。
我們的社會沒有強烈的宗教性，那我們可以找到什麼東西作為替代呢？或許是某種超越性的價值或倫理吧。說不定，像鄭南榕、林義雄這樣，在現世中以肉身的犧牲去實踐信念的典範，可以構成一種具有替代性的價值選擇。這些典範可以讓我們在短視近利、價值淺薄、被政客背叛的社會中，有一點點信心的根據，還能夠說：我相信。
鄭南榕所創造出的典範，不只是屬於民進黨與台獨運動的，他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全人類共同資產。不過在那之前，我們更要說殉道者鄭南榕的典範，其實是屬於所有年輕的、純真的年代的一種典範。他的故事讓我們可以在最絕望、最破敗、最犬儒的年代能自立，並且渴望正義，渴望信仰，有行動的根據，讓我們還留有一絲希望，一點人性。
最後我用一句話獻給大家，用盧梭寫給日內瓦共和國的話，他一生相信小國小民是最理想的政治形式。他說：「我們不僅是自由的，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」。要如何無愧於自由？我把這個問題交給大家。
胡慧玲 / 2008年4月3日 圖片提供：鄭南榕基金會
─2007年4月7日鄭南榕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─
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吳叡人教授
（臺灣大學中文系三年級 王聖芬整理座談逐字稿，吳叡人修訂）
林世煜兄提到他跟南榕是「同期之櫻」，什麼是同期之櫻？這是一描寫首日本神風特攻隊軍歌的名字。這首歌中，借用櫻花的短暫綻放，創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死亡美學。看過日本人所說的「櫻吹雪」嗎？櫻花飄落像下雪一般，非常美麗。戰前，同一期進入空軍學校受訓、一起開飛機的這些神風特攻隊員，他們彼此之間就互稱為同期之櫻。世煜兄用「同期之櫻」來比喻是有道理的，他們不是即將敗北的日本帝國，他是要說鄭南榕的獻身。台灣的「同期之櫻」裡分成兩種人，一種是鄭南榕，一種是像林世煜及邱晃泉律師。在這裏，透過修辭學的轉喻，讓我們把同期之櫻從神風特攻隊的意象中拉出，放進臺灣的民族民主運動裡，思考何謂獻身？我們會發現，有一種獻身是極為短暫的、猛烈的，讓人民去覺醒、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說鄭南榕；另一種獻身，則是剛剛講的，為了恢復誠信──被獨裁者所破壞的人性、那些滲入靈魂骨血的不正義，必須被清除──為此必須留下生命與軀體，去做清道夫，告訴我們獨裁者做了哪些事情。比如說林世煜、邱晃泉律師在轉型正義與人權運動的努力。
1983年，我當臺大的代聯會主席。那時臺大青年雜誌改版，改得像自由時代雜誌，以月刊發行。那期的改版發刊詞裡我寫了一句話：「在這個時代，懷抱理想，彷彿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情」。民主化後二十年的今天，我們面對青年仍有同樣感覺；經過二十年，像尼采說「永劫回歸」，我們回到這個世代。同學告訴我，現在最進步的姿態，是對於堅持自由民主的嘲笑。
難道二十年來追求自由民主只是一場空？難道我們還沒有民主與自由？突然之間，我有一個感覺：其實我們根本還沒解放！不過，或許我們仍然應該懷抱希望，因為今天竟然有這麼多青年來紀念鄭南榕──一個自焚、與這世代完全不協調的人。會場裡人這麼多，真是讓人嚇一跳啊！
我對各位感到好奇，就像我對鄭南榕感到好奇。因為我背負了和他相同的東西，我們這代無可避免更無法逃脫的東西。在這裡和大家談鄭南榕，談談他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？為我們留下什麼？說不定，這樣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與答案，關於希望和人性的答案。我今天在這裡拒絕販賣希望，相反的，我想向各位請教希望在哪裡？我想向各位分享我的感受與思考，讓我們分成兩點來討論鄭南榕。
第一個是殉道者鄭南榕。我特別強調殉道，「殉道」這詞包含兩個重要意義，一是「殉」， 殉是鄭南榕獻身的行動，另一個是殉道的「道」。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讀韋伯的一篇文章〈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〉？他提到：「如果你真的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，你同時要懷抱兩種倫理，一種是責任倫理，也就是你必須考慮行動的後果，為後果負責任；另一種是心志倫理，一個真正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的人，他要懷抱著真正的信念，必須相信這個價值，而不只流於現實的計算」。他自焚的行為非常勇敢，簡直是難以想像的，這是很真誠的信念。當時所有媒體，包括聯合、中時，竟然把他描繪成精神異常、有躁鬱症的精神病患者，但他是因信念而死，這是莊嚴的行動！
鄭南榕在那時代願意衝出來站在第一線，認為臺灣獨立是正確的價值，因此他主張台獨。因為這信念，他做出很少人有勇氣做的事情。前面所說的「同期之櫻」的特攻隊員，很多很多是被國家所逼，當時東京大學學生被迫去當戰鬥機駕駛所留下的手記裡充滿無奈，他們必須用盡在東大所學的所有黑格爾哲學和理論，來證明他們面對死亡的合理性。鄭南榕沒有那麼複雜，在思想上他只是一個邏輯實證論者。哲學教育強調思想，但他以行動證明信念，他是自願去死的，是一個為了理念價值而犧牲的哲學家。這是第一點，關於殉道的「殉」。
那麼「道」，也就是鄭南榕護衛的理念是什麼？鄭南榕真正要護衛的是政治自由主義。他不是為了單純主張台獨自焚。如果他只是主張台獨，那麼他就是民族主義者，可能鄉愁對他而言，強烈到他不得不以生命去證明他對臺灣鄉愁的深度。然而事實上我們清楚知道，他所維護的信念是「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」，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。他不只是捍衛台獨，他捍衛的是包含主張台獨、主張統一，主張各種不同的台獨路線與想像，這些主張的言論自由。這就是「哲學的死」──他超越了國家。
這幾年觀察臺灣政治，我才體會到他選擇在言論自由前提之下的台獨，在這個選擇順位裡，所具有的進步意義。在鄭南榕的行動中，我們發現民族主義原來也可以有進步性。這是一種包含了政治自由主義、包含尊重多元、以差異為基礎，公民的、自由的民族主義。原來那時他們所喊的台獨，在悲壯的心志後，有一個非常自由的意義在裡面。我回想所有經歷過七、八十年代的黨外雜誌，不管是美麗島或其他，常用特大的字體引用伏爾泰的話：「我不贊成你的意見，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」這是當時黨外雜誌人士最喜歡講的一句話。臺灣民主運動是強烈的臺灣民主意識為核心而成，核心中有對公民、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堅持。鄭南榕為何而死？他的行動體現的，是一個正在進步上升中的運動。在1996年飛彈危機時，我們對臺灣主體性的信心主體性的信心達到了頂點；那時，我們毫無疑問的相信，我們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。
曾幾何時，我們竟然已經沒有辦法以最素樸的心情面對我們的認同。我只想呼籲大家「初心不忘」，從基本價值去看鄭南榕的死。他不只是建國烈士，他背後有更基本的信念，你的民族認同必須被更高價值所制約：對自由、差異的尊重。為什麼這個尊貴的信念在達到歷史高潮時會忽然中斷？我們發現現在支持臺灣獨立、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團體或人物，包含民進黨在內，他們所主張的台獨，已經變成沒有核心價值、倫理關懷，徹底世俗的民族主義；變成許信良所說的「選舉總路線」。「選舉總路線」造成總墮落與整體價值喪失，而以選舉產生的領袖意志作為最終價值來源，則摧毀了最初的民主信念。這是第一個，關於信念的喪失。
第二關於自由主義。政黨變成一個排他、不寬容的威權，用台獨、用忠誠心，作為排除異己、政治鬥爭的工具，把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矮化成主張台獨，再異化成我家的台獨，不同意就是統派，然後把多元主義化約為一元論。這反映了缺乏自信、沒有安全感。
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，我們必須在規範中建立各種秩序。轉型正義很單純，就是整個社會全面的道德重建。剛剛世煜兄說了，在威權統治下，統治者控制被統治者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讓人民彼此之間不信任。如喬治歐威爾在《1984》裡所講的：「在那株榆樹底下，我出賣你，你出賣我」。這是極權統治底下的人性毀滅。此外，政治的敵我對抗，也壓縮了理性思辨的空間。我們的民主運動，在精神、理念上很淺薄，沒有哲學、思想與歷史感。所謂的歷史感，是當我們做一件事，必須知道我從哪來、要往哪裡去？做為台灣的總統，應該要把八年任期的工作，放在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。如果領導人心中所想的是1920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「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臺灣」的夢想、所想的是蔣渭水所說「要求臺灣人要有人格」的呼喚，如果領導人相信這些信念必須被維護，而且懷抱著要把臺灣人的政治、文化帶到新的迦南地的使命感，那麼他就不會被權力誘惑。
我們很肯定說，鄭南榕的死，絕對不應該給政治人物拿來操弄或是消費。他的犧牲有什麼意義呢？在一個世俗化、威權化的社會，他的殉道，提供了一個比較進步的文明性與精神性的典範。他留給我們的是，讓今天我們不會那麼絕望，還能夠有信心維繫臺灣人民某種文明的高度。鄭南榕的死是一種精神資產，他的犧牲讓我們不至於徹底墮落。午夜夢迴，想起鄭南榕的時候會有一點落寞與悲傷，會想起他們曾經一起相信過的價值，這些價值，曾經教導他們從事政治事業時，不能沒有信念。
什麼叫臺灣民族主義倫理的重建？簡單來說，就是鄭南榕在1987年二月二十三日，在四季通訊上寫下的這段話：「我們是小國小民，但我們是好國好民！」這句話實在令人動容！小國小民是事實的陳述，好國好民是價值的追求，鄭南榕要建的國是好國好民，換句話說，臺灣人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！我們用「阮要出頭天」這樣素樸美麗的台語，表達我們的情感，「咱要出頭天，咱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」，好國好民的意思就是這樣。不只是計算政治策略、不是只靠「理性選擇模型」，而是價值與信念。
我們的社會沒有強烈的宗教性，那我們可以找到什麼東西作為替代呢？或許是某種超越性的價值或倫理吧。說不定，像鄭南榕、林義雄這樣，在現世中以肉身的犧牲去實踐信念的典範，可以構成一種具有替代性的價值選擇。這些典範可以讓我們在短視近利、價值淺薄、被政客背叛的社會中，有一點點信心的根據，還能夠說：我相信。
鄭南榕所創造出的典範，不只是屬於民進黨與台獨運動的，他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全人類共同資產。不過在那之前，我們更要說殉道者鄭南榕的典範，其實是屬於所有年輕的、純真的年代的一種典範。他的故事讓我們可以在最絕望、最破敗、最犬儒的年代能自立，並且渴望正義，渴望信仰，有行動的根據，讓我們還留有一絲希望，一點人性。
最後我用一句話獻給大家，用盧梭寫給日內瓦共和國的話，他一生相信小國小民是最理想的政治形式。他說：「我們不僅是自由的，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」。要如何無愧於自由？我把這個問題交給大家。
胡慧玲 / 2008年4月3日 圖片提供：鄭南榕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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