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客冷漠對待社會 學者熱情喚起青年
朱敬一 中國時報 2009-08-03
播種的成效緩慢,需要更大的毅力,但我相信三十年後許多人文營的孩子都會是理想社會的推手。牆面冰冷依舊,但是幾千位理想熱情的青年,又焉有融化不了的阻礙?
前幾天從YouTube上觀看了美國總統歐巴馬六月初在埃及開羅所做的演講,整整五十八分鐘,真的非常令人感動。我記得,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曾經講過一則小故事,大意是說,他某年去以色列開會之前,曾經用心研讀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史,預先構思若干解決衝突的建議,並在以國總理邀宴時向他略做陳述。不料總理大人說:「喔,你一定是位科學家;你們科學家都覺得自己能『解決問題』;我們政治人物從不有此奢望,只期待能與問題『共存』(live with them)。」
歐巴馬當然是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,但是他膽敢到全世界政治最敏感的地區,針對全世界政治最敏感的議題做演講、提意見,單單這份初生之犢的勇氣,就已超越「共存」的政客格局。歐巴馬演講的內容說穿了並不高深,卻有感動人心的震撼力。也許,一篇演講能不能震聾發瞶,不在於講者的身份是科學家或是政客,關鍵在他是否熱情地相信自己所說出的話?不在於演說的內容是通俗抑或高深,而在於它究竟能不能再喚起聽者心中那久已麻痺、卻是與生俱有的同理心?
回顧過去二十餘年光陰,我覺得自己的改革熱情雖不致死寂,也確實消沉了不少。二十多年來參與的社會運動不知凡幾,關心的議題從修憲、媒體、健保、大學、財政、教改、甚至連台灣記協舉辦的遊行,自己都基於義憤而參與。當年為了這些議題頻上街頭,更是南征北討不計其數。但是差不多就在歐巴馬這個年紀,自己心理上開始有些疲累,社會參與的方向也做了些調整。在一九九八年以前,我竭力改變或對話的對象,都是「社會」;敵人像是一堵牆,綿延橫亙、僵硬而了無生氣,但年輕人卻還天真地以為「這堵牆會因我大聲疾呼而很快崩塌」。
幾年征戰下來才發現,台灣社會的問題幾乎像是以色列總理所描述的,你只能與他共存,卻難以動其一根毫毛。年輕時按耐不住拆牆的義憤,如今則努力以更大的耐心播種。歐巴馬自己也坦承,以巴問題不可能因為自己一場演講而改變,但以演講做為和平改革的開始總是件好事。往樂觀面想,如果每一位聽者都能受到感染而替未來播種,數十年之後局面可能就會改觀。一大群心熱如火的青年即使面對冰冷綿延的柏林圍牆,不也是無懼無悔?
十年之前,在國科會的支持下,一群朋友與我開始播下第一批種子,在台灣開辦第一屆的高中生「人文社會科學營」。台灣早有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各種「硬科學」營隊,也動輒有吳健雄、徐遐生等大院士對高中生點撥開示,但就從來沒有人文社會的營隊。辦營隊的目的是什麼呢?播種啊!其實相對於數理生命科學,人文更需要及早奠基、及早讓學子們浸淫在「詩書寬大之氣」的環境中。這樣的播種工作不能比高中早,否則毛頭小子涉世不深,對其播種也是泥牛入海。但也不能太晚;萬一孩子們已經專業入門,再要他們「金盆洗手、棄暗投明」,卻也太遲。最好最好,就是高中。
自一九九九年迄今,高中人文營已經舉辦十屆,每一屆約為兩百人。人文社會的知識是與通識教育、博雅教育關係最密切的一塊。這些孩子將來不論就讀什麼科系、專精什麼領域,其當年所受的人文薰陶,才是決定其體認社會脈動的關鍵能力。當年,我們沒有能力改變社會,也許是因為缺少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攜手挑戰那面冷牆。播種的成效緩慢,需要更大的毅力,但我相信三十年後許多人文營的孩子都會是理想社會的推手。牆面冰冷依舊,但是幾千位理想熱情的青年,又焉有融化不了的阻礙?
今年的國中基測剛結束,又有一大群孩子滿級分。媒體版面,又是大篇幅英雄式報導滿級分的新聞,詢問他們平常如何讀書、考試時又如何平常心。同一天的報導說,教育部要推十二年國教,但要保留基測、外加採計校內成績;這又是十五年前國中生「志願就學方案」的翻版。就這樣,台灣每年都有大幅報導的學測基測新聞,卻了無新意;每二十年就有教改的「新」動向,卻是重蹈覆轍、循環不已。一九九四年四一○教改遊行時,我好像還是某一個大隊的總指揮,帶頭呼喊口號,大有「橫眉冷對」的氣勢。十五年過去了,我們的教改還是在原地踏步,而我也沒有體力再做遊行指揮了。
對於大方向的社會改變,年紀越大越像政客,只求與社會「共存」,卻不強求迅速的變革。但是對於每年兩、三百位充滿熱情的高中學子,卻總有「俯首甘為」的心境,希望自己能年輕十歲,薪盡火傳,將年輕人的熱情燃起來,幫他們把理想的人文城堡構築起來。今年,高中生人文社會營開辦十週年,忙碌的中研院士教授們將一齊為高中生開講十天的經典導讀。我們要再掀起一次浪花,再燃起一片熱情,也知道,我們面前那堵冷牆,需要更多年輕火苗的燃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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